1902至1904年之間，阿爾弗瑞德．史蒂格立玆 （Alfred Steiglitz） 在歐洲與美國持續策劃了些展覽，他跟艾德華‧史丹契（Edward Steichen） 合作，在美國紐約第五大道上的「291藝廊」策劃了一個「攝影╱分離」展（the Photo-Secession），企圖將攝影帶領到純藝術的領域。他於1903到1907年間，創辦了雜誌《攝影作品Camera Work》。被尊稱為「當代攝影之父」的史蒂格立茲是把純攝影與畫意攝影的美學臍帶切割開來的關鍵人物。在他之前，攝影一直被大眾認為只是個科學的珍奇，是史蒂格立茲把攝影從「技巧性」轉換到「藝術性」，使攝影開始被歸為藝術領域內。

亨利．卡蒂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年生於法國，其攝影風格受到早年的繪畫訓練、以及成長歷程中超現實主義風格的影響，拍攝時特別注重人物神情與整體構圖。1927年，19歲的布列松進入洛特學院（立體主義藝術家安德烈．洛特在巴黎的工作室），而驅使布列松走上攝影之路的是品匈牙利攝影師馬丁·芒卡西（Martin Munk csi）的名作《坦噶尼喀湖的三個男孩》。布列松自1930年代起從事攝影，他獲得了一部50mm鏡頭的萊卡相機（此後陪伴他多年），曾經拍攝的代表作品包含1930年代西班牙大選及英國喬治六世登基加冕典禮等，此後他前往柏林、布魯塞爾、華沙、布拉格、布達佩斯和馬德里，1932年，他的第一次攝影展在紐約Julien Levy Gallery展出、隨後在馬德里Ateneo俱樂部展出、1934年他與Manuel lvarez Bravo共同舉辦了一次展出；1947年春，布列松和波蘭裔攝影師大衛·西蒙、匈牙利裔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喬治．羅傑共同創立紀實攝影的指標馬格蘭攝影通訊社（Magnum Photos）。1948年前往印度拍下了甘地（Ghandi）遇刺前的最後身影與葬禮，以及1949年之後拍攝中國政權更迭的紀實影像。他的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見證時代的攝影作品，奠定了他重要之報導攝影大師地位，為他贏得了世界聲譽。

布列松的攝影作品其實受了紐約的「國家藝術俱樂部（National Arts Club）」的「攝影／分離」展覽對攝影作為藝術創作的定義的影響，史蒂格立茲認為攝影不是用科學技術把畫面美化，它應該真實地紀錄最珍貴的一刻，因此他提倡不可以在攝影的製程中參與任何人工修飾的直接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在此之後，史蒂格立玆是讓攝影作品得以頭一次在美國的博物館裡展出。他反對的「畫意識攝影主義」指的是在理念上模糊了繪畫和攝影的分際，在技法上刻意使用柔焦等技巧來潤飾畫面，強調繪畫美學的嚴謹控制。

布列松等的當代攝影受觀念藝術攝影很深，發揮攝影媒材特性，包括了當代攝影是掌握瞬間的能力、極端的視角、銳利的畫質與擬仿現實的能力（從布列松到安塞爾．亞當斯都是），這讓當代攝影與早期的畫意攝影區隔了開來，後者追求優美，前者則要追求意義。攝影作為一種控制瞬時性的語言，如李．弗萊德蘭德（Lee Friedlander）、蓋瑞．溫諾格蘭德（Garry Winogrand）等人或早期的現代主義攝影家，譬如阿爾弗瑞德．史蒂格立玆、布列松等的新紀實的攝影更加內化。換言之，他們不是站在一個定點經營畫面，新紀實攝影家總是穿梭在街道，用一種具有內在觀點的直覺來拍照。而這必須仰賴對於攝影媒材的熟練，才能在一瞬之間決定構圖、光圈、快門與視角，並且掌握內在所要創造的空間性、時間性、和意義性等。報導攝影（街道）上看見了瞬間攝影的可能，還有什麼比起瞬息萬變的街景更能夠展現瞬間的豐富及完整的狀態呢？布列松作為《生活》的簽約攝影師為其工作超過了30年。他的旅行幾乎沒有國界，他和他的相機共同見證了20世紀諸多劇變和人類景觀，西班牙內戰、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瓦解和共產主義的崛起、1968年巴黎學生運動、甘地遇刺、柏林圍牆、埃及沙漠等等。儘管他在繪畫藝術上也頗有功底，但卻因攝影而聞名世界，尤其是經典的「決定性瞬間」，已經成為紀實攝影的聖經。

1952年，布列松的著作《決定性瞬間》（法語：Images à la sauvette英語：The Decisive Moment）出版。這本書幾乎成為紀實攝影的聖經。法語大意為「偷偷摸摸地，慌忙情況下的照片」，名稱由布列松本人所敬仰的希臘裔法國出版家Tériade所取。英文名「決定性瞬間」則由Simon & Schuster出版社的迪克．西蒙（Dick Simon）所取。「攝影與繪畫不同，」布列松在1957年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拍攝的那一秒是個充滿創造力的瞬間，你所構建和表達的是生活本身所提供給你的，並且你必須憑直覺判斷何時按下快門。按下快門的那一瞬，便是攝影師所創作的，就是那一刻一瞬間！一旦你錯過，它將永不復存在。」所以布列松說「事實並不有趣，對事實的觀點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