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年展源於189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當時威尼斯經濟衰退，市政府希望吸引觀光與國際關注，以「每兩年的大型國際藝術展」作為策略，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國家館的架構，使得展覽同時是文化、外交、城市行銷的結合；而“Biennale”的概念也逐漸成為一種模式，或一種展覽格式，具有固定週期、國際參展者與策展人、文化外交與城市品牌化的功能。20世紀之後全球各地陸續出現相似機制：聖保羅雙年展（1951）、雪梨雙年展、里昂雙年展、台北雙年展等。

雙年展的意義提供跨國交流與前沿性的實驗平台，呈現當代藝術的最新趨勢，提供藝術家展示大型實驗性作品（裝置、跨域、影像、社會實踐）的場域；策展人亦可透過展覽敘事提出對時代議題的回應（如殖民、環境、全球化、身分政治等）。從城市與經濟面看似乎是文化振興的引擎，提升文化產業及作為「文化再生」策略的核心元素。亦可作為文化地緣政治，展現政治及身份認同。從文化面看更是探索全球化與地方性的戰場；甚至是全球藝術網絡與權力關係。

除了雙年展，另一種展覽格式是「三年展」，是另樣「深度研究型」、「地方研究」、「城市實驗室」的展覽。如橫濱三年展與都市再生、港區文化空間計畫連結，追求文化深化與城市未來願景。結構更自由，常以「自治體」、「美術館」為核心，更具有「地方性∕在地研究」特質。

包括Okwui Enwezor、Charlotte Bydler、Terry Smith、Elena Filipovic等主要批評者與理論家，對2000年後雙年展模式大型複製後，他們意識到「後雙年展時代」的來臨，並提出若干理論架構，認為雙年展不只是藝術展，而是全球文化經濟、城市競爭、政治敘事、策展權力的再結構。Okwui Enwezor（2002 Documenta11策展人）的觀點認為雙年展被綁在「全球資本主義＋文化外交」體系中，存在著「北全球策展人主導敘事」的隱性權力，全球南方（Asia, Africa, Latin America）被視為「補充素材」，需要新的「後殖民全球性」，他提倡將展覽轉為「多中心」引入在地議題、社群與政治，挑戰歐美中心史觀。

瑞典學者Charlotte Bydler在The Global Art World（2004）批判雙年展的，「全球化同質性」，策展語言趨同、展覽格式一致。觀眾體驗變得像「全球連鎖店」，策展人巡迴造成樣板化，導致不同城市的展覽視覺與敘事漸漸「複製化」。Elena Filipovic則批評對雙年展是一種展覽工業模式，雙年展成為一種公共關係，而非藝術場域。

臺北雙年展創立於1998年，是亞洲最早一批與國際雙年展體系接軌的展覽之一。以美術館為主導（非城市節慶型）、強調議題性是東亞重要的「論述型雙年展」，1998–2004的建立期，由本土議題走向國際框架，如1998《欲望場域》（Fumio Nanjo）探討臺灣社會文化與身體政治；2000《無法無天》（Jérôme Sans、徐文瑞）；2002《世界劇場》（Bartomeu Marí、王嘉驥）。自1998年邀請南條史生策展，帶來大型國際藝術家與全球化議題，讓臺北從「臺灣當代藝術展」躍升為「國際性雙年展」場域。

2004–2010：策展人制度化、主題明確化，奠定了臺北雙年展的特色：如2004《在乎現實嗎?》（Barbara Vanderlinden、鄭慧華）明確採用國際雙年展語彙，聚焦「真實∕後真實」；2008《臺北雙年展》（Vasif Kortun、徐文瑞），關注「城市、現代性、全球資本」，標誌臺北雙年展邁入「全球城市批判」的敘事。臺北雙年展進入「全球話語場域」。

2010–2016是臺北雙年展的「國際聲望巔峰期」，也最能與全球雙年展理論對話。2010 Tirdad Zolghadr、林宏璋主策《臺北雙年展》將臺北放入「全球化、政治性、後殖民」的大框架，強調「亞洲作為方法」的可能性，反思雙年展的展演機制，此展讓臺北真正進入國際雙年展核心圈。2012《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Anselm Franke）以文明、科學、倫理的黑暗面為主題，深度哲學化；2014《劇烈加速度》（Nicolas Bourriaud）探討後網路、後全球化的文化條件；2016《當下檔案．未來系譜：雙年展新語》（Corinne Diserens）強調田調、音樂、行動研究。臺北雙年展成為全球「理論型雙年展」的重要案例。

2018迄今，受到全球「後雙年展時代」浪潮的影響， 2018《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吳瑪悧、Francesco Manacorda）與跨領域專家合作，關注地球系統、生態危機；2020《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Bruno Latour, Martin Guinard），以拉圖的「地球政治」為主題，融入哲學、人類世科學、地緣政治，成為全球關注的「後人類世（Anthropocene）雙年展」；2023《小世界》（周安曼、Brian Kuan Wood、Reem Shadid）重新聚焦微觀社會；台北雙年展成為全球最具知識密度與議題型特色的雙年展之一。

若從「展覽制度批判」或「後雙年展∕後全球化」視角看，「全球策展 +當地場域」的張力可能有「全球語言壓迫在地語言」的風險。情感∕渴望議題的抽象性，以「思慕」如此抽象、個人且主觀的情感為主題，可能導致敘事過於模糊、對觀眾而言難以具體共鳴，也可能被認為是「美學化悲傷∕失根經驗」，而非具體的社會∕政治行動。另外，若過於追求全球化、多元性與國際策展視野，可能犧牲「深入在地社群∕地方歷史」的研究與參與，導致展覽與在地居民∕觀眾脫節及地方性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