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鈴的作品在當代藝術語境中，通常被放在「抽象繪畫×書寫性×身體性」的生成性抽象來理解。她的創作不只是形式探索，而是一種將文化記憶與感知經驗轉化為視覺語言。她的繪畫像是「行為的記錄」，若與Jackson Pollock對話，王淑鈴更顯內斂、節制，並帶有些許東方氣韻。畫面介於語言與非語言之間，形成一種曖昧的閱讀狀態，接近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與身體即興；她的作品畫面呈現「時間的累積」，像是被凝塑的敘事及其記憶過程。

王淑鈴使用水、墨、壓克力等流動性媒材，水和顏料滲化、擴散形成自然結構，結合紙、布等材質讓作品同時具有「控制」與「失控」的張力；雖長期在英國發展，作品呈現文化交會，有東方的書法、氣韻、亦有西方的抽象表現主義、當代繪畫結構，不是混合拼貼，而是轉化為新的視覺語言。

她的作品常突破單一畫框，形成大型繪畫的沈浸式觀看，觀者不是「看畫」，而是「進入畫」。把「書寫」從語言中解放，轉化為一種身體行為與時間痕跡的並置，時間與空間的清晰感逐漸浮現，並隱然形成「季節」或「場域」(非僅是單一空間) 的內在線索，如《驚蟄》（Awakening of the Insects）、《茂林》（Maolin）等系列作品中。

王淑鈴的作品是一種「當下存在的真實經驗」。與 Gerhard Richter的「偶然性 vs. 身體性」相比，Richter 是認識論（epistemology），王淑鈴是存在論（ontology）。與 Agnes Martin對比則是「靜觀秩序 vs. 書寫生成」，Martin是去身體化，王淑鈴則是強烈的身體動作與節奏，她認為繪畫是身體存在的證據。

Gerhard Richter的繪畫在質疑「我們是否能看見真實」、Agnes Martin在追求「一種純粹而無擾的心靈狀態」，而王淑鈴的繪畫不是再現（representation），而是「身體與時間正在發生」，把繪畫作為「生成中的存在」，不是結果，而是行動的切片與真實，每一道痕跡都是時間的殘留（trace），「完成」只是暫時性凝結，而非終點。觀看不再是距離性的，而是沉浸式的感知經驗，是從「觀看」到「進入」，她的作品引導觀者「追蹤痕跡」，是感知論（Aesthetics of Perception）中沈浸式參與的行為實踐。

「抽象」（abstraction）是一個兼具哲學、認識論、美學與藝術史意義的重要概念。字源上abstraction 來自拉丁文ab- = away from（離開、遠離）、trahere = to draw, pull（拉、牽引），abstrahere= to draw away from = 將某物從其具體狀態中抽離出來，其最原始意思是：「把事物的某些特徵抽取出來，而暫時忽略其他部分。」

在西方哲學中，「抽象」最早可以追溯到Aristotle，他認為：人的理性具有能力，能從個別事物提取共同本質、形成普遍概念；因此抽象是一種由特殊通往普遍的認知活動，到了近代，John Locke認為「抽象是心智形成概念的重要機制。」因此抽象不是虛構，而是去除偶然性以保留本質，從哲學角度來看，是從表象（appearance）走向本質（essence）的過程。

十九世紀以前藝術主要在模仿物象世界，透過人像、風景、靜物進行再現，到了二十世紀Wassily Kandinsky、Piet Mondrian、Kazimir Malevich，他們認為藝術不必再現物象形式，而是表現力量、結構、節奏、精神性、意義性、甚至形式的純粹本質，如：康丁斯基追求精神性的形式、蒙德里安追求形式幾何的普遍秩序、馬列維奇追求形式純粹的感知。這些現代主義抽象藝術有一個共同前提是具象形式存在某種普遍性的本質（universal essence）可以被藝術揭示：純粹性（purity）、自律性（autonomy）、普遍性（universality）、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因此，抽象藝術是「從物體的外觀抽離，轉向更深層的結構、關係、與精神經驗。」

1960年代之後，「後抽象」的歷史條件受到Michel Foucault、Jacques Derrida、Gilles Deleuze等思想家的影響，抽象不再被視為通往本質的道路，而被視為一種生產意義的方法。二十世紀後期當代藝術，「抽象」的意義進一步擴張。如Gilles Deleuze、Maurice Merleau-Ponty 認為抽象不只是「簡化現實」，而是「創造新的感知可能性」。因此抽象藝術是「重新生成新的感知結構」（如王淑鈴、川人綾等）。在這種觀點下，Abstraction 並非從世界拿掉內容，而是從世界中生成新的意義結構，可以說是當代抽象藝術最核心的哲學轉向。

王淑鈴的創作並非康丁斯基式精神抽象、蒙德里安式幾何抽象、馬列維奇式純粹抽象，而是更接近：「以抽象作為重新組織感知、時間、空間與文化記憶的生成機制。」其創作目的不在於抽離現實以追求形式純粹性，而在於透過抽象語彙重新生成感知結構與文化空間，使作品成為持續開放的意義生產場域。如王淑鈴、Gerhard Richter晚期抽象、Julie Mehretu、以及日本藝術家Aya Kawato等人的實踐都是從「抽離世界」走向「生成世界」的重要例證。她的創作已經不是現代主義抽象的「還原」（reduction），而是一種「生成」（generation）。作品中可能建立新的空間感、發現新的路徑、形成新的感知連結，作品並非呈現一個固定意義，而是不斷生成意義，是典型的後抽象特徵。

從哲學上來說，淑鈴的作品接近德勒茲（Deleuze）所說的「力（force）的可視化。」空間的生成是進入一個不斷展開的空間網絡，王淑鈴的作品更接近場域（field）的概念而非蒙德里安的秩序空間或極簡主義的純粹空間的構圖（composition）。王淑鈴的「後抽象」（Post-Abstraction）提出一個更具原創性的概念「生成抽象」（Generative Abstraction），作為繼「幾何抽象」、「抒情抽象」、「極簡抽象」之後，抽象藝術發展的新階段。從這個角度看，王淑鈴的意義不只是台灣藝術史中的個案，而是對二十一世紀抽象藝術如何繼續發展所提出的一種方法論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