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瑟･丹托（Arthur C. Danto）是當代著名的藝評家以及哲學家，他的論點：傳統藝術史發展的「大敘事」自1960年已經走到了盡頭。從傳統古典藝術的寫實模仿、到1900年萌芽之關注意識形態的現代藝術、再到1960年之後，藝術隨之進入「後歷史時代」。雖然後歷史時代的藝術仍然繼續發展，卻不再依附於過去的記錄、描寫、敘事的主流下，反而卻呈現多元難以掌控的樣貌，也即是後續所謂的當代藝術及其後現代性的特質。

由1960年代直到1987年，布希亞在南特Nanterre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他提出了具有挑釁性地分析了消費社會中的客體、符號和符碼，這些作品企圖綜合了符號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同時，它們也是使1960年代以來餘波盪漾的革命理論再現生機的種種努力之一。現代性(modernity)是一種特殊的文明模式，它對立於傳統，也就是說：對立於其他一切較早的或傳統的文化。面對著傳統文化在地理與象徵上的雜多分歧，現代性則自西方而接續地普照全球，迫使世界成為一個趨向同質的統一體。

布希亞在早期著作中經由對於客體系統、消費社會、媒體與資訊、現代藝術、當代的時髦風格、性事和思想進行分析，將現代性予以理論化。他的第一本書是《客體系統Lesysètme des objets(1968)》，探討在消費性財貨與勞務爆炸性地增殖之下，隨之而來的大眾消費系統；全書在主體/客體辯證框架中進行，其中主體所面對的客體世界正吸引、蠱惑、甚而有時控制了個人的感知、思想與行為。這種分析既預設了諸如盧卡奇（Georg Lukáca）之類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理論：日常生活已在資本主義中商品化；同時也預設了符號學理論：將客體詮釋為已被編制於表意（signification）系統之中的符號，新的客體系統制約並形塑出需求、幻想與行為。

2019年4月，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簡稱V&A）策畫推出「瑪莉官：時尚革命者」世界巡迴展，回顧60年代英國知名時尚設計師瑪莉官（Mary Quant）之職業生涯及其1955年至1975年間的代表作品。北美館推出時尚大展《瑪莉官：時尚革命者》亞洲首展；從實驗性質的服飾店「芭札爾Bazaar」，到同名品牌「瑪莉官」以鮮明的小雛菊商標席捲全球市場，其青春、俏皮的風格挑戰巴黎高級訂製服的主導地位，為戰後英國塑造出前瞻、創新的形象，更標記著「後60年代藝術美學」的革命現場。

瑪莉官1930年出生於倫敦近郊，雙親皆在當地重點中學任教職。1939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們一家人被迫撤離到四十公里外肯特郡（Kent）的鄉村。在其自傳《Quant by Quant》中，瑪莉官描述在如此多變的時局中覺得刺激，也提到她年幼時就愛上縫紉，喜歡簡單、有型的服飾，對當時公式化、華麗繁複的成人衣飾則感到抗拒。二戰結束後，她回到倫敦完成學業，後來在金匠學院（Goldsmiths College）修習藝術教育課程。她在化裝舞會中，結識了後來的先生兼商業夥伴亞歷山大．普倫凱特．格林（Alexander PlunketGreene）。他來自富有的貴族家庭，將瑪莉官帶入其熟悉的藝術社交圈。學院畢業後，兩人認識了同時具攝影師和地產開發商身份的阿奇．麥克奈爾（ArchieMcNair），1955年，瑪莉官、普倫凱特．格林與麥克奈爾三人承租了國王路街角一家店面，合夥開業精品服飾店「芭札爾Bazaar」，正式開啟了瑪莉官的時尚事業。

瑪莉官說：「時尚屬於每個人」，事實上，她反映了那個時代如布希亞在《生產之鏡》中，將象徵性交換與當時文化革命的計畫結合起來，將他們的反抗理想寄生於邊緣團體如黑人、婦女和同性戀的社會抗爭，或者如波普藝術、嬉皮文化、反戰、搖滾樂風起雲湧或時尚中的反傳統和顛覆潮流的革命，認定了他們顛覆了種族差異或性別差異的符碼，因而要比仍在政治經濟學符碼中運作的社會主義者來得更激進、更具顛覆性。微政略的焦點在於日常生活的實踐，要在生活風格、論述、身體、性事、傳播等等之中從事革命，由此來提供一個新社會的先決條件，並且將個人由社會的壓迫與宰制之中解放出來。

勇於顛覆的瑪莉官將維多利亞時代的荷葉邊、立領、燈籠褲和華美印花重新運用，將紳士西裝或軍裝演繹成輕鬆有趣的女裝，開創服裝秀表、追求性別及膚色平權、啟用黑人及有色人種模特兒、拍攝品牌廣告。瑪莉官無畏開創的精神也拓展出多元的產品，如顏色特異的褲襪、塑膠模製鞋、PVC材質的包包等，攜手創造黛西娃娃及迷你版瑪莉官服飾、家居飾品設計，以及經過多年研究後推出的美妝產品系列，成為最早也是最多元的生活風格品牌的先驅。